丙、無罪推定、罪疑惟輕等原則
壹、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
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
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
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
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
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
有罪之認定；至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
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本於
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方為合法，若憑空之推想
，並非間接證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
，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
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分別著有
40年臺上字第8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臺上字第4986
號、32年上字第67號暨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
。又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
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自不能
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即反執此認定有罪，
況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檢察官之地位與民事原告地位相當，
對於控訴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明責任，自包括提出證據之責任
與使法院相信被告確有犯罪事實之心證責任，此須使法院無
合理之懷疑，始得認定被告有罪，而被告在訴訟上所為之辯
解，衹須達於對起訴事證提出合理質疑之程度為已足，檢察
官如對被告所舉反證仍有爭執，即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規定積極舉證釋疑，縱被告空言否認被訴之犯罪事實，猶毋
庸令其負自證無罪之責任（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2753號
、97年度臺上字第3099號判決意旨可參）。觀諸法治國家下
之刑事訴訟三方構造關係，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代表國家
公益追訴犯罪之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
責任，即其職責除提起公訴外，尚須蒞庭參與法庭之攻防活
動以維持公訴，而兼負有說服之責，其舉證責任之目的，乃
在充分證明被告確有如公訴所指之犯罪事實，從而其舉證責
任應存在於刑事訴訟程序之全程，倘其舉證不完全或不足以
使法院產生有罪之確信時，即難謂已盡終局、實質之舉證責
任，是刑事訴訟程序中，檢察官既為程序當事人之一，其就
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所有證據資料，本即負有蒐集、提出及
說服之責，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
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明訂檢察官
舉證責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
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
」被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應包括
指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
。至於91年2月8日修正前同法第163條第1項及修正後同條第
2項關於法院調查證據之規定，乃指法院應於訴訟當事人舉
證之範圍內，依職權或聲請，循同法第164條以下關於證據
調查之程序及方法而為調查，以將檢察官及其他當事人之舉
證，轉換為法院之證據認知，究明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與證
明力，非謂法院得逾越公正第三者之地位，取代檢察官而自
行蒐集證據，否則不啻破壞訴訟之三方關係，並衍生由法院
證明被告犯罪或檢察官與法院協同證明被告犯罪等嚴重悖離
法治國原則之結果，進而影響人民對於法院中立客觀之信賴
。最高法院就此亦指明，法院固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並無
蒐集證據之義務，蒐集證據乃檢察官之職責，事實審法院應
以調查證據為其主要職責，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定
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解釋上應不包
括蒐集證據在內，其調查之範圍，以審判中案內所存在之一
切證據為限，案內所不存在之證據，即不能責令法院為發現
真實，應依職權從各方面蒐集證據（87年度臺非字第1號、9
1年度臺上字第451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倘檢察官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
128號判例要旨可資覆按。是以，無罪推定原則係針對犯罪
事實為論罪科刑前提之程序上原則，使無罪責無刑罰之實體
法原則，反映於訴訟法上不能證明犯罪即應為無罪判決之規
定，而此反應於刑事訴訟程序之舉證責任，乃指檢察官或自
訴人就被告犯罪事實存在之舉證未盡時，即受控訴無效判斷
之不利益結果。又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亦即所謂事實真偽不
明之情況，刑事訴訟法並非指真偽程度各半之情形，基於無
罪推定原則，祇要未達證明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之程度即適，
此乃因刑事訴訟係以國家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為適用刑罰
法律，而形成並確定具體刑罰權，動輒剝奪人民基本權利，
故而對於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明程度要求特高，是刑事訴
訟程序之舉證責任，在於超越合理可疑程度之高度證明無法
達成，而事實陷於真偽不明時，即啟動其機能，以判斷舉證
責任負擔者之敗訴責任。復按檢察官未盡其舉證責任，除依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為維護公平正義之重大
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外，法院無庸依同條項前段規
定，裁量主動依職權調查證據。是以，該項前段所稱「法院
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
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
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
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最高法院於100
年5月10日著有100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可資參照
），是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63條修正後，檢察官於公判
庭中對於犯罪事實存在所應負之舉證責任，將無法假藉任何
理由脫免，而使實質舉證責任任意轉嫁予被告負擔，甚或濫
以法院為發見絕對真實，應盡職權調查能事之詞，令舉證責
任分配與無罪推定原則遁入法院職權調查之保護，而形同虛
設，致被告在訴訟全程均蒙上受有罪推定之陰影與壓力，亦
嚴重破壞法治國之法院應本公正第三人之聽訟地位，不應過
度職權介入事實調查之司法本質，使人誤以法院假藉發見真
實之名，協助控訴之一方打擊被告，破毀訴訟制度之核心價
值，且令被告無法適時受憲法公正審判程序之保障，尤以社
會民心普遍望治甚切，職司訴訟程序控訴之一方，並兼負偵
查主體之檢察官，更應善盡其證據蒐集、提出及說服之責，
使刑事訴訟審判程序之核心得聚集於法庭活動以現有證據為
攻防辯論，而非期待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以補足檢察官舉
證程度之不足，致有違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虞。質言之，在
刑事訴訟法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訴訟架構下，檢察官在公
判庭上無法就被告犯罪事實證明至超越合理可疑之程度時，
法院基於中立第三人之立場，即應對被告諭知無罪之判決，
不應逾越檢察官之舉證範圍，再依職權進行證據之蒐集與調
查，如此方有助於檢察官舉證責任之落實，亦使院檢雙方角
色、權責分明，各自嚴守職務本分，不再由法院接續糾問被
告，以落實憲法公平法院之理念。再者，刑事訴訟適用法律
判定事實有無之過程中，首欲達成之目標固為於事後以客觀
之角度確認已發生之犯罪情形，然或因現有科學重建技術及
人類認知能力之不足，於調查所提一切證據與卷內資料後，
仍有可能陷於事實不明，而無法交由法官以具體明確之事實
為判決之情形，此時倘非藉由裁判規則之設立以為最終判決
之依據，將使訴訟程序永無終結之日。而所謂之裁判規則，
即在事實不明之困境中，無可避免仍須為判決宣告時之指導
原則，想像上可能存在兩種面向，即有疑必不利於被告或有
疑即利於被告兩種迥異之處理模式，於此即涉及一基本價值
選擇之問題，如採前者，即於涵攝刑事制裁規範之前提事實
不明時，仍應由被告承擔此項不利益並課予刑罰；後者反之
，我國現行法制雖未由立法者直接於刑事訴訟法中明白解釋
說明此點，然仍得由法制體系中推導出此項價值選擇之立場
，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及第301
條第1項等規定，可知立法者認為只有在對被告之罪責產生
確信時，始得下有罪判決，即我國刑事訴訟法所確認之原則
為，如於事實不明情形下仍對被告下有罪判決，因此可能產
生讓真正無罪之人受罪刑宣告之風險已明顯違背以人性尊嚴
為出發點之法治國基本原則，罪疑唯輕原則雖另有使真正犯
罪人因而免受制裁之可能弊害，然於兩害相權取其輕之立場
下，仍應做此選擇。從而，只有在法律要求之前提事實經確
立後，方得處罰被告，如現存證據不足為此認定，此項無法
澄清之證明責任，及無法對真正犯罪人諭知有罪判決之風險
均應由國家承擔。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